我怎么给蚯蚓染毒？打个比方，就像在饭桌上给人灌酒。

　　作为环境毒理学家真的非常烦恼：做不出毒性，焦虑发不了文章；做出毒性后，又很替地球担心。

　　2020年9月20日，“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第26期“烦恼的环境er”演讲现场，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王雯带来演讲：《蹂躏完一代代实验动物，我意识到这是一门找茬的科学》。

　　以下为王雯演讲实录：

　　 天津

　　大家好，我是王雯，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安全工程学院，研究方向是环境毒理学。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的研究方向，我注意到现场环境稍微安静了一下——大家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如果是在私人场合比如家庭聚会时，大家听完我的研究方向，可能下一眼就会望向我的家属，眼神意味深长。

　　因为受到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影响，很多人对我们专业的误解很深。所以，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不是环境毒理学？或者说，我们不是干什么的？

　　左边这张图，是我们实验室的危险化学品药品柜，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钥匙孔，对应的两把钥匙，一把在我手里，另一把在我同事手里。也就是说，里面的药品需要我们两个人同时开锁才能拿到，基本上和传说中普京提的手提箱是一个安全级别。

　　有些化学品之所以被称之为“危化品”，一方面，因为它可能具有毒性，比方说做实验时如果防护措施没有做到位，可能会起些皮疹或者呼吸系统受刺激而流泪，此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具有易燃易爆易制毒的特性。

　　不过，即便我真的拿到这些药品，要出现一些预想中的毒性作用，也并不容易。

　　给大家举个例子。上图是不同种类的可乐含糖量，像蔗糖这种非常优秀的甜味剂，也需要加这么多才能达到大家期待的那种甜味效果。

　　同样，如果我们想要化学品表出毒性，也需要很大剂量。所以，我觉得投毒这件事，难点不在于能不能把化学药品从药品柜里取出来，而在于怎样劝人把它喝下去——这可能是个心理学问题。

　　即便突破了伦理学、法律、心理学等等各种屏障，真的走到最后一步，你还是会发现，投毒这件事真的做不了，因为毒理学日常实验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

　　首先，生物实验误差非常大，并不是每一次使用相同剂量都会达到同样的预想效果。

　　其次，我们做实验用的都是实验动物，某种化学品对某种实验动物的毒性效应不能直接外推于人。因为物种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差异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不能拿动物实验的剂量直接用来给人类做实验。

　　第三，生物本身的个体差异很大。大家在饭桌上可能会注意到，同样体重、同样体型的两位男士，有可能一个已经喝醉了，另一个还什么事儿都没有。

　　所以做惯了毒理学实验的人会知道，那种“给人投点毒让他晕倒或出现点什么状况”的想法，属于影视作品里的科幻成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毒理学家能精准达到他的预期效果。

　　但是，更最重要的，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澄清的一点是：环境毒理学和传统毒理学也不一样。

　　传统毒理学研究的是：“人”这种生物在接触到某些化学品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毒性效应。而我们环境毒理学研究的是：除了人之外，这个现实环境中所有其他的生物在接触到某些污染物后会产生的效应，并且，因为这些生物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毒性效应会不会从一种生物迁移到另外一种生物，从一个种群迁移到另外一个种群？——这些才是我们环境毒理学研究的内容。

　　环境毒理学研究的范畴要比传统毒理学复杂得多。实际上，我们也在现实中观察到：一些化合物在人体内，并不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应，但到了环境中，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例如，DDT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刚刚被发明出来时，曾被很大规模使用。左边这张照片是医护人员在给一个小孩子驱虫，喷的就是DDT。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可能会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感，但在当时，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当然，之所以能这样喷用，也说明DDT对人的毒性确实不是很大。一方面，DDT突破肌肤屏障、进入到生物体内的能力很差，基本上不会因为粘在皮肤上就进到生物体内，另一方面，人类本身也属于对DDT相对不敏感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