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陶渊明的阐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建构了陶渊明形象,他对陶渊明的肯定与评价也确立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并影响着后代学者的观念,而他的研究也为后世开辟了独特的解读角度。朱熹从施政的角度,选择对陶渊明的阐释,首先不是以文人的身份,而是作为纯粹民风的典型,彰显他的"贤",挖掘与弘扬陶渊明内在的伦理文化资源,并为社会服务:一方面将陶渊明的隐逸与义利之辨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不断揭示陶渊明不仕二姓,能够践行君臣大义,从而成为道义的典范。他对陶诗的推崇,不仅是对抗当时文坛注重技巧的不正之风,也是寻求理学文学观的历史代表,让陶接续风雅,重建文坛正宗谱系。因为他内在的文学素养,他不仅能阐发陶诗平淡的特点,而且揭示其豪放的性格,从而完成陶诗性格立体多元论。朱熹的社会背景以及家学渊源,使得他能够发明陶渊明,从而提升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